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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知府锺湘传略

更新时间:2013-03-16 浏览次数:1745次

耕读传家

明成化六年十月初冬,此时的兴国州,温暖如春,满目金黄,劳作了一年的人们正在自家的土地上,收获着喜悦和未来。

紫金山,蜿蜒起伏,连绵不绝,雄峻挺拔,犹如一条巨龙静静地横卧于兴国州境内。

  紫金山脚下的兴国州修善里(今阳新县排市镇排市村新屋下庄),一户人家正手忙脚乱,一个已经有两个儿子的父亲在屋前踱来踱去,焦急不安,似乎在等待着一件大事的发生。

  不久,一声婴儿的啼哭撕裂了这个湖边小村的宁静。

  时间定格在成化六年十月初六日(1470年11月9日)。

  听到婴儿的啼哭声,这个男人悬着的心落了地。当得知母亲平安又是个男孩时,这个父亲欣慰地笑了,笑容里洋溢着宗族兴旺百代昌盛的自豪感。

  随之,一阵炊烟袅袅升起,给新屋下这个湖边的小山村增添了一丝生机,也给这户人家带来了暖暖的春意。

  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刚刚面世的小生命,在几十年以后,会成为兴国州姓一代儒官和一位颇有名气的知府,与明王朝东南漳州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演绎出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他,就是湘,字用秀号呆夫。  

  湘的先祖世居排市新屋下,到他已经有六代了。

排市姓在当地虽为大姓,却非望族,世代从事耕种,无人为官。直到湘祖父永达公才考试一个秀才。到他父亲钺又进了一步,不光考中了秀才还做了江西余干县和四川大昌县的县判(一说主簿)。

湘从小就表现出读书的天赋。伯父是个教书先生,在家开私塾给稚童开蒙,偶尔也教小湘识字,小湘即可过目不忘。当他看到门庭楹联中有难以识别的生字时,还会独自揣摩,一副若有所悟的模样。

父亲钺见状,感到很是奇怪,认为孺子可教,便全力培养,五岁开始送他入塾馆读书,长到六岁的时候,“读书过目成诵,日可千余言”。

    家先祖几代赤贫。直到湘祖父这代才略有改观。湘祖父永达公虽然考上过秀才,但37岁就早逝了,由祖母钱氏带着父亲三兄弟过活,父亲钺在兄弟中排行老二,祖父去世时湘父亲钺才十四岁。由于祖父早逝,因此没有机会获得继续教育,一直以没有中举为极大遗憾,直到排行第三的湘出生后才放弃科举希望。由于家大口阔,在湘五岁,钺四十八岁时不得不外出替人做幕僚以谋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那个科举改变命运的时代,钺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通过科举光耀家族,改变贫困潦倒的家境。“凡所到之处,即不忘写信命子从师以受业”,他碾转于江西四川等地做了十二年幕僚,始终让三个儿子温,淸,湘读书,花钱毫不吝惜。钺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在四川做幕僚时,见到此地群盗啸聚,料定有变,便决定回兴国州故里,临行前县官劝其再干几年回家,同事也对钺公的为人甚为佩服,钺笑之不从。不出两年,果然当地农民造反起事,很多同事罹难。正因钺颇有主见,后来又被族人推为“族首”,并力倡本族“以置学田课士为急务”。

  从外地回归故里后,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再次陷入贫困境地,湘差点废学。钺感到痛惜,遂“自伐木竹诛茅,构屋里中,令温,淸自立,自己受徒为业”,在族兄的帮助和自己的勤劳下,“得鬻田十亩余”,家境略有改善。

    湘出生后,钺寄儿辈实现自己科举的希望更加强烈,让儿子读书的念头更加坚定。湘四岁以后,钺即令他读“《四书章句集注》及《五经注疏》之有关于要义者”,并谆谆告诫说:“圣贤之书,吾虽熟读,总是要融会贯通,不要死读书,尔其慎之,勿陷为读书而读书也。”然而在湘求学期间,家日益贫困,三兄弟都想走科举的道路,每日子曰诗云,之乎者也,没有人从事农作,靠钺一点微薄的工资有时难以为继。常常“家业零落,四壁萧然”,乃至有时无米做饭。

  为使湘兄弟不至于和其父一样因贫废学,钺典衣缩食供他读书,“一布袍亲持入典肆者六七次”。有时湘兄弟在学馆断了粮,湘的母亲吴氏就只好拿衣服去抵押换米,亲自送到学馆,并用丈夫钺的话告诫儿子们说:“吾如此艰难之以汝等读书者,欲汝明大义识纲常,忠君报国,待来日光宗耀祖,不坠先人清德耳。”湘十五岁时,一天,他的母亲吴氏得到一椈米,送他去就学的路上,告诫儿子他日勿忘此苦。

  见家如此之清苦,有人劝钺让湘兄弟辍学改习他艺谋生,被他严词拒绝:“吾不能以田地贻子孙,独不能以书贻之乎!命应饿死,不读书遂能免耶?”待湘冬日自学馆归家,钺令其在楼中读书,“闻读书声则捻须自喜”,饥寒俱忘。

    冬日寒风飕飕,三间漏风的破屋内,兄弟三人围坐舔舐着清水一样的淡粥,而身旁的火炉里因为买不起火炭空荡荡的,幸好还有太阳光透过西窗,洒在一家人的身上,才有了些暖意。

  因为家贫,家买不起火烛,不过懂事的湘毫无怨言,他有的是办法,晚上常以松香为灯,甚至借萤光、糠火攻读。

  湘少时虽穷苦,但幸得有父亲无微不至的呵护和扶持。父亲是湘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人生的一盏明灯。

由于父母对湘兄弟的教育极为重视,湘三兄弟后来都成为太学生。太学生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的生员,如想继续高升,则需参加乡试走科举之路。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或教谕、训导等学官,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

年至十七岁,湘为文即“不求与时合,其义理充足,灏气流行,实追苏黄,每于世道人心,摅写透辟。时喜自负,人莫测其涯量”。如此行文论世之法,为他后来顺利中举打下了基础。

初试锋芒

弘治元年(1488年),湘十八岁。

这年十月,他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迎娶夫人明氏。夫人明氏为本县“处士致遂公女也”。处士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可见,湘的妻子亦出身书香门第。

婚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责任。对家境窘迫的束发少年湘而言,意味着自己将结束靠长辈供养的时光,从此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然而,他没有料想,命运并未因此垂青于他,迎接他的却是更加凄怆的青年时代。

氏的族谱文献记载中,湘之兄鲜有笔墨。但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温,淸读书无成,多次参加乡试,一生始终无缘科名,为此湘还在正德十年即1515年还为在川南宦学的淸写过序。其二,家是个庞大的家庭,三兄弟都是读书人,父致仕后老大老二都已分立,“得鬻田十亩余”,分家后日子肯定比较艰难,虽然为耕读之家,粮食蔬果皆可自给,生活花销并不大。但一个家庭的青年劳动力还在读书,而作为家庭主心骨的钺,年迈六十了还得辛勤操劳,不能不说钺为了儿子的前途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因如此,湘逐渐感觉到生活的巨大压力。

新婚后的湘,第一件事就是准备童子试,然后通过科举博取功名,以改变自己以及家族的命运。这种意念,对湘和家都尤为迫切。

童子试亦称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一般于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参加由府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明朝的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弘治二年(1489)二月,也就是新婚后四个月,未满十九岁的湘赴县城参加了平生的第一次童子试,首战告捷,这无疑对湘的科举道路是个鼓舞。

随后湘又顺利的通过了府试和院试。

艰难历程

考中秀才的湘正春风得意,可年迈的父亲却身体一天天不行,人老多病,天天吃药,这就意味着湘的责任更加重大。

为了生活湘开始几乎所有秀才都基本要走的道路,在家乡当蒙师授课,边教边学。训蒙的学生大都是家乡和周围贫困的学子,收取的学钱自然也很微薄,湘家的生活并未因此获得大的改变。

由于家中劳力少,几亩薄田只好请人帮工。尽管省吃俭用,还是捉襟见肘。幸好,有时学徒也给湘进献一些肴馔点心,湘总是省着吃,留下一些,当日暮散馆后,就携带从嘴里省下来的食物,步行几里山路返回家中,敬献给父母妻儿填肚子。他的孝行为乡人所称颂

弘治四年(1492年)六月。排市。

  斑驳的月色下,身影清癯的湘拖着沉重的步履,在乡野阡陌间踽踽而行。他刚从武昌参加省试(乡试)返家,从武昌到排市两百多里地,21岁的他日夜兼程徒步走了三天。

  行至排市湖边,此时月色正浓,隐约可以感觉到后山四面罗列,群峰钩连,延绵不绝,犹如一条卧龙横躺于瑟瑟夜色之中。离家去武昌参加省试已有时日,近乡情烈,闻着自己熟悉的泥土气息,湘加快脚步,他无暇顾及眼前的一切,在山间小道疾行。

  脚下的这条羊肠小道,他曾无数次走过,所以最为熟悉不过。这条小路对他很平常,只是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小道;这条小道对他也很重要,也许意味着一条通往功名的大道,承载着他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

  此时,月上梢头,夜静山空,唯有湘走路的脚步在空荡的山野间荡开去。

  “欧……欧欧……”突然,从山间密林处传出一声猫头鹰凄惨的叫声,不免使人毛骨悚然。惨淡的月光照着他的旧衣裳,任凭头顶飞蝗乱舞,湘下意识加快步伐,往湖边走去。

    为生计奔波,为求学辗转,为科举往返,湘经常独自夜行于深山孤林之中,只有靠“忆旧书”来驱赶心中的孤寂和恐惧,这样的心境,是一般的读书人难以体会的。

  未几,终于来到自家村落,湘在自家破落的屋檐前落定,他仰头望了望夜空,深深吸了一口空气,又稍微整理了一下衣冠,然后径直往屋里走去。此时,月儿开始下沉,已过半夜。

他举手叩门,屋内无人相应,却闻得里面发出一片呻吟之声。湘推门而入,向病床上的老父请安,之后,才知道妻子重病在身,且病情正在加剧。湘俯身探视妻子,凄绝之情从心底陡然涌出。当夜新婚才四年的妻子撒手而去。

一个月后又有一条信息传来,湘省试落榜了。

双重的打击使湘几乎崩溃。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后,钺对湘说,你只有中举才能对得住早逝的妻子,你现在必须进入儒学求学才能达到你的理想。

儒学是地方官办的学校,分为府儒学、县儒学,一般都设在孔庙,内容偏重科考举业。只有通过院试考取生员(秀才)的读书人方能进入儒学读书。书院是介于官学与私学间而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供个人读书治学;但明朝的书院逐渐被官学化,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基本由衙门设立、管理,此时全国书院达1000余所。社学是为弥补县学不足,地方政府在各大乡巨堡开置的学校,目的在于教化乡民。义学就是明朝 的希望工程,专为穷苦家庭实施启蒙教育的场所,不收费用,有时还发给赏银,学子年龄在六至十七岁,教学读写字。书房是民间私学,俗称书馆。私塾则多半由教 书人在自宅设立,征收束脩,也有由富家单独聘请塾师授课,或由乡邻集资聘师开设,儿童七八岁入学,每年正月十五至二月初一之间开学,十二月下旨结业,主要 教授《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每日必须读书,背诵,习字,属于基础教育。

这时的湘真是进退两难,这边乡试落榜需要到当地儒学继续进修,那边父亲年迈多病,妻子新故,家中没有女人两位老人无人照顾。无奈湘只好继续在家授徒,放弃进修。

把功名看得比命重要的钺心急如焚,如果湘这样下去肯定毁了。此时的钺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替儿子湘再说续一个弦。弘治六年十月(1494年),钺变卖部分田地加上湘两个哥哥的帮助又为湘再次迎娶了第二任妻子田氏。

钺为了湘放心求学,勉为其难强打精神继续劳作。终于在弘治八年(1495年)五月溘然长逝,终年六十八岁,至死没有看到儿子中举。

初入仕途

命运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湘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中没有放弃学业。1497年在田氏的支持鼓舞下,湘放弃多年的授徒生涯,开始进兴国州儒学进修。

1498年,湘长子李出生。

1501年,湘次子柰出生。

1502年迎来了湘人生的辉煌时期。先是乡试中举,后是会试二甲赐进士出生。湘梦寐以求的功名终于达到了。

明制进士及第以后,还要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个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并不真的严格来教,主要是自学。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就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取得的,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

明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后,要留在中央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慢慢了解,相当于现在的实习。政府给他一个好出身,并且一定有官做,他自然可以安下心来。这些进士在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许多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识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少年,多个岗位,多个地方的磨砺,到后来几乎所有的进士都堪当大任,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所以明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

湘很不幸,三年之后没有成为翰林,而是下放广东任户部清史司(七品县级)。

广东当时属于荒蛮之地,土地贫瘠,灾民众多。湘相当于现在财政厅和民政厅的处长,主管钱粮。财政是政府的命脉,会不会理财体现一个官员的能力,对钱财的态度能看出一个官员的操守。湘主管钱粮期间政声较好,奉公廉洁,账目清楚,调度有方,颇得上司赏识。

在广东的这些年里,具体的历史记载没有找到,但从正德皇上的诰谕中能看出端倪。

正德三年(1508)年皇上追赠湘父钺为承德郎,追赠湘亡妻明氏为安人,封湘妻田氏为安人(明制:“秩官分为九品,命妇亦有七阶”七阶就是:一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正德四年(1509)年再次追赠钺为广东户部清史司,追赠湘母吴氏为太安人。正德十一年三月(1516年)湘凭政绩擢升漳州知府(正四品)。

郡守漳州

湘入漳时间分析,很有可能是机缘巧合。这里有个明显的“三多”:明入漳为官的以江西籍姓者为多,漳州这个地方的畲族畲客较多。并且这个地域姓人口较多。虽然姓在这个地方也是外来户,但姓迁入漳州的历史颇为复杂,在此一句难以言尽。

明武宗正德年间,造反义军遍及全国。江南各省几乎都有农民起义,其中平和詹师傅与广东温火烧的起义军,声势实力尤为浩大。

现代漳州人论述这段历史是这样说的:“芦溪乡连新村人詹师傅组织的起义军,以芦溪、象湖山、河头、箭管、大伞等处为根据地,与江西横水、桶岗、大厦的陈日能,长左的谢志栅、兰天凤,广东和平县漱头的池仲密、池大宾等起义军,汇合一起,连成一片,活动在闽、粤、赣3省边区,严重地威胁明朝的统治者。朝廷数次派兵“征剿”,都被义军打败。起义军占领的区域不断扩大,势力更加雄厚。”从以上论述看,漳州是一个大山区,地形复杂,民族众多。畲族是这里的主要民族,这个民族大都盘山而居,民风彪悍,喜欢闹事。这之前就曾经发生过几次大的农民起义,漳州府志载:“后至元四年(1338),南胜县畲民李志甫聚众攻打漳州城,被守将搠思监击退。”可能是这里姓畲族人比较讲同宗同源,对姓官员有一种认同感,所以朝廷这些年派来的姓官员基本能够保持这里的稳定。但明朝的任官制度是很严格的,不是进 士举人是不能当府县正职的,有时候就造成了没有这么多姓官员来上下衔接。一旦外姓来这里当官,就容易形成反复,当然这主要还是明王朝的苛捐杂赋造成的。 这也是以后朝廷下决心改抚为剿的主要原因。

万历漳州癸酉志云:“湘,字用秀,兴国州人,弘治壬戌进士。正德十一年知漳州府,先是南靖县巨贼詹师富等聚众劫掠,震动三省,既而侵逼近郭。湘初至,税于射圃。闻乱欲亲谕贼,同官止之。既而大兵进剿擒斩甚多,渠魁已执,余党未下,据曹克寨者尚二千人。湘督饷军前,力主招抚贼。为开路,一监司先入,贼复惊 避,及湘步而入,贼熟视曰是也,乃翕然听命,兵遂罢”。说明湘作为姓官员在这里的抚慰政策还是有效的,这种作法对化解畲汉矛盾是值得称道的。

正德十一年,是明廷对漳州畲族从抚绥转向围剿的分水岭。畲族,自称“山哈”,在明漳州志书上被称为徭人,俗呼畲客、客等。明代畲族不少人迁徙军事、交通要塞,如漳浦的镇海卫(今属龙海市)、火田铺(今属云霄县),龙溪的乐仁铺、松州渡等。

明万历癸酉《漳州府志》云:“徭人,属邑深山皆有之,欲呼畲客,旧志不载今载之。徭种本出盘瓠,椎髻跣足,以,盘,蓝,雷为姓,自相婚姻,随山散处……自 称狗王后,各画其像,犬首人服,岁时祝祭。其与土人交,有所不合詈殴讼理,一人讼众人同之,一山讼则众山同之,土人莫敢与敌。国初设抚徭土官,令抚绥之。 量纳山赋,其赋论刀若干,出赋若干。或官府有征剿,悉听调用。后因贪吏索取山兽皮张,遂失其赋。及扶驭失宜,往往聚众出而为患。若往年陈吊眼、李胜之流非 徭人乎。故特志之,以见地方自有此一种族类,欲去之而不得,抚则为用,虐则为仇,为政君子处必有其道矣。”詹师傅于明正德二年即公元一五零七年带着一帮农夫起来造明朝庭的反。以闽南和粤东交界的山区为根据地,经多年发展,和江西横水、桶岗的陈日能、谢志珊、蓝天凤,广东和平县的池仲容、池大宾为首的农军,互为猗角,大闹闽、粤、赣,致使“三省骚然”,成为明朝廷的心头大患。明武宗于是诏遣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督师镇压三省“山贼”。正德十一年,“流寇詹师富屯结芦溪头之大伞山,参加者众,波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这些畲族人骁勇善战,进退自如。可能湘招抚的只是一小股土匪,也可能大匪首詹师富形成了一定气候根本不把漳州府放在眼里,到湘任知府的下半年这股力量已经发展到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严重危害到了明王朝东南半壁江山的安危。

在这种严峻的形式下,湘作为一个地方大员,守土有责。于是他提请福建按察司兵备佥事胡琏,上报福建参政陈策、艾洪,副使唐泽,都指挥佥事李胤,广东参议张简,佥事顾应祥,都指挥佥事杨懋联合上报朝廷。

明正德十一年十月,武宗皇帝授王阳明(字守仁)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提督闽、粤、赣3省军队会同福建安抚司胡琏,漳州太守相等,由九峰绅士曾敦立父子为响导,于正德十二年正月“进剿”詹师傅义军。正月十八日,福建官兵从南靖出发,直抵长富村(长乐一带),广东官兵则从饶平北上配合。詹师傅义军,由于得到官军中内线提供的情报,及时调兵遣将,设下埋伏。官军仓惶应战,指挥覃垣、漳浦县丞纪墉被当场击毙,余众溃不成军,四散逃亡。王阳明为挽救败局,赶到漳州指挥,一面命令“进剿”官军退守上杭,一面整肃军队,消除“内奸”,并收买叛徒混入义军。詹师傅等却听信谎言,错认官军不敢前来,防守松懈。王阳明突于二月十九日,兵分3路,围攻象湖山。詹师傅义军终因众寡悬殊,大部壮烈牺牲。象湖山失守后,义军残部退守闽、粤交界处可塘峒。三月二十日,官军又兵分5路,相继攻占可塘峒、大伞、箭管等义军据点。王阳明镇压詹师傅后,又先后攻破江西谢志栅、广东池大密等部。纵横3省的农民起义,终被镇压下去。据明史王阳明传记载:“正月 御史王守仁会福建、广东官兵“围剿”大帽山暴动队伍,至三月,连破45寨,暴动首领詹师富、温火烧等被擒。”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王阳明等的打击下顷刻间土崩瓦解。

析里置县

镇压一次农民起义容易。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乡民进行教化和绥靖政策,适当减免税费,还是不能一劳永逸。古代文官负责一个地方就有对这个地方移风易俗和平安教化的义务。湘针对自成化年间朝廷兵兴以来,明廷在汀漳潮边设置许多县份的经验,结合漳州的实际情况,要想如果防止死灰复燃,达到长治久安,必须在河头九峰这个多次发生暴乱的地方设立县所,兴办儒学,管理和教化乡民。

湘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河头的乡绅曾敦立、洪钦顺,生员张浩然等人的响应。湘与他们通过反复考察实地论证,再向漳州同僚广泛征求意见,达成统一意见后,湘亲自起草公文上报福建按察司兵备佥事胡琏,胡琏续把在平和社河头设立县治的呈文报到巡抚赣南的王阳明案头。这个呈文的创意很合王阳明的胃口,呈文的大意是南靖县域面积太大了,设在靖城的县暑要到闽粤边地得花费五七天。管理不能到位导致边民几乎不受教化,加之路途遥远办事费用大,沿途山高林密,山贼有机可乘,动不动就行窃、剪径、起来造反。官军一到,山贼或被镇压,或一哄而散。待官军一走,又聚而起事。所以,欲让边地长治久安,应在河头中营处所新设一县暑,教化山民,防御山贼死灰复燃。此时此刻的王阳明,联想到早些时间自己奏请“龙岩添设漳平,而寇盗以靖;上杭添设永定,而地方以宁”;联想到最近,自己又奏请将崇义县设于横水,将和平县设于俐头的实践,不禁捋须赞曰:此呈甚合我意也! 然而,添设县署毕竟不是一件非同一般的小事。王阳明不敢仅凭地方转呈的乡民建议就草拟奏疏,他决定到河头亲勘,这才促成了王阳明的二度漳州平和之 行。从漳州府出发,王阳明先乘船溯西溪而上,到琯城后换马驰行,紧行慢赶,竟走了五天。此时此刻,围剿詹师傅的硝烟已经远去。王阳明心情不错,时间上也不 紧迫,在河头大洋陂住下后,便接受乡绅曾敦立邀请,观赏河头景色。但见东郊春雨,乍雨还晴;西岭暮霞,丹红似火;天马晴烟,犹有马蹄声哒哒敲响耳鼓;石潭 秋月,石潭清澈,月亮却是夏天的;双髻升曦,犹若西施浣纱,一抛一片彩霞;更有九峰返照,山峰如镜,竟可折射阳光。面对眼前景色,王阳明不禁连发啧啧赞 叹。不及考察河头设立县署的条件,这位王夫子对河头已先有了几分好感。

陪同的漳州知府湘,福建按察司兵备佥事胡琏向王阳明介绍说:河头“各人亦愿凿山采石,挑土筑城,砍伐树木,烧造砖瓦,数月之内,功可告成”(指建县治之城),确非诓言。感觉河头乡民“众口一词,莫不举手愿望,倾心乐从……”王阳明还深怕百姓看人下菜,在他面前尽说好听的话,其内心却是另一种想法。便“……遣人私视其地”。结果进入眼帘的是“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土,杂然并作,裹粮趋事,相望于道。”王阳明得到暗访结果后思忖:“究其所以,皆缘数邑之民,积苦盗贼,设县控御之议,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为必须如此,而后百年之盗可散,数邑之民可安,故其乐事劝工,不令而速。”至此,王阳明对河头民众渴望建县暑设县治的殷殷之切,再不置疑。

然而,湘还从军事的角度一再强调,他认为要充任县治之地,仅有民心所盼还不够,还须用军事眼光评估其攻守条件。最终,王阳明得出结论:河头“实系两省贼寨咽喉……”在此“……开设县治,正所谓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开县治于河头,以控制群巢,于势为便。”至此,王阳明才放胆提笔,给武宗皇帝写奏章:《添设清平县治疏》。一年之后,即明正德十三年十月十五日(1518年),王阳明又给明武宗写了设置平和县的第二份奏章:《再议平和县治疏》。平和县终于横空出世。其疆域从南靖县清宁里割了七图,新安里割了五图,一共一十二图组成。

今天的平和县,已经成为一个旅游胜地。为了纪念湘设立平和县的突出贡献,明末御史马明衡特作《平和县碑记》:

“平和县本南靖境,去郭二百余里,民阻山依险,当道者治之无宁日。正德辛未,郡守公知漳事,御寇至和,叹曰:“帷先王建邦启土,树之州牧侯长,奚在而不欲生 之?兹小民乃自戕贼如此,吾独不能宣力绥抚,何以尽守土者职哉?”遂申请监司,连状以闻,上命前臬胡公琏,督率官兵,驻师险隘,并力剿捕,数月,卒馘其渠 魁,抚其胁从,东土稍宁。而又惧非久安长治之道,具详大中丞阳明王公,请设县治。疏上,天子可其奏,谓地旷民悍,当设县治控驭,析漳浦、南靖二县边地以畀之。

  时当道诸臣,钦承制意,割靖之清宁,浦之新安二里建立县治。又于二里之中相视,可以制盗贼、据地利、协人情,则惟河头大洋陂为胜,名其县曰平和。南靖令施 君祥,奉檄委视,相度形势,燔菑翳、披蒙茸,肇建墉垣衙署。复檄二守陈君昊贤,画厥井疆及途道市肆。凡庶尹诸士,亦各竭力创肇经营。民事粗立,民气旋甦,所谓休之否,而屯之亨也。公其有大造于平和乎!大令王公,乞予纪贤守之功,并创建之由,爰叙数语,用泐诸石。公讳湘,湖广兴国人。王公讳禄,号一溪,建昌新城人。

词曰:爰披溟濛,拓兹新邑。归于民,莫匪尔极。绍绩咸熙,夷兹险阻。惠流一溪,实获我所。芬为太和,裕为瑞气。勒石镌辞,为示无止。”

开仓放粮

明朝的税制是“以田问赋”,“以丁收税”。田分民田(亩纳米5升至1斗)与官田(亩纳米2~7斗)两种。万历六年(1578)实行“一条鞭”法,每丁派银1钱1分2厘,米每石派银1钱7分4厘,每年征一次。还实行“四差役法”,即一纲(田平之役),以丁4米6均派;二徭(均徭之役),10甲轮差,10年一次,每丁派银9钱3分2厘;三机(民壮之役),每丁派银1钱零2厘;四站(驿传之役),每石米征银2钱5分4厘。此外,还有什赋、酒税、槽节纸续、渔税、矾山税、山税、水银税、房屋池塘税等,除矾山税、渔税、水银税就各专户征收外,余由全县田赋均摊。商业征税,以30课一征收。上列各税,每年征毕,除按额留存外,都上解福建布政使司。

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王守仁在农民起义活动较多的地区,实行“十家牌法”,即令各府、县城内居民每家置一牌,上写门户、籍贯及人丁数目,挂于门首,以便官府考查;再将十家编为一牌,排列各户姓名,轮流按牌审察动静,遇面生及可疑之人即行报官。如有隐匿,十家连罪。

是年 福建推行“八分法”徭役制度,即每丁石每年征银八分。次年,施行“纲银法”,将通县费用分正、杂二纲,以“丁四粮六”法科派,规定丁田共同承担差役。

以上讲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当时明朝的财政制度,这个制度的焦点就是所有钱粮都应该归于福建布政使司管辖。

正德十五年(1520),漳州大旱。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文献记载:“正德十五年,春夏大旱,雨无涓滴,田禾槁枯,千里如焚。十月,漳州、县灾至十分者十之六七,余亦皆七八,绝无轻灾之地。赤地千里,大饥,人相食,死者山积。……逃死者十之六七,尚存者十之三四,人烟鲜少……。”

面对如此灾情,湘心急如焚。上报福建和朝廷的灾情报告用快马加急,由于明朝的办事效率低下,赈灾的公文直到十月底才到漳州。湘没有机械的苦等公文,而是 采取灵活变动的方法。先是要求各地私田一律减半收租,余下一半待来年再收;官田一律缓收税负,各种杂税一律免收。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效果,灾民本来家中就 没有什么东西,湘在这种情况下拿出自己所有积蓄卖粮赈灾,并冒着风险开仓放粮。在明朝没有皇帝的诰谕,随便开仓放粮,那是要罢官或者坐牢的。由于湘的 义举,致使漳州百姓五万人得到救助。好在随后朝廷的公文也到了,漳州得救的百姓争相传颂湘的恩德,湘的上级也念湘是以民为本,都在皇上面前说湘的 好话,结果正德皇帝一高兴了,念在湘这几年在漳州的贡献,提拔湘为广东参政(正三品)。

壮志未酬

湘以他的无私和善心感动了所有人,终于得到了提拔。

湘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在漳州五年竟然碰到三件大事,农民起义;分设县衙;安置灾民。

心力交瘁的湘得到提拔的任命后,悲喜交夹。无奈这些年的过度劳累身体透支太大,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在准备履新的时候竟然卧床不起,日侍汤药根本没有好转。 据大明统一志载:“公讳湘,赐进士出身,任户部广东清史司主司,擢福建漳州太守,正德间海寇猖獗,公请兵勤寇,南靖悉平,奏立平和县,戚旱,赈活饥民,以 功擢升广东参政,后以失卒于署,发柩日,民皆感泣,至今漳人像祀之”。卒于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年)五月二十一日,终年五十二岁。

传说湘病时,漳州百姓求佛拜天,竞相为湘祈福。湘死后漳州百姓想留住湘的遗体以便祭祀,湘的家人去运灵柩时,竟然有三副棺材,一副豪华(红棺),一副平常(黑棺),一副简陋(白坯),三幅只能任选一副。结果湘家人选了一副平常(黑棺)的(有人说湘墓是衣冠冢是假的,到底怎样无法考证),后葬于排市枨田畈,酉卯向有碑,文革时被毁。

湘死后,皇上念湘的功劳封他的继配夫人田氏为淑人,有军垦(阚家山)田氏夫人墓碑(雍正壬子年十月九日立)为记。

康熙四年,朝廷颁旨:“明左参政湘奉旨崇祀乡贤”,即每代有两人可以按官方的仪式祭奠。

军垦志记载:“姓始祖,湘,字用秀,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由排市迁入率州樟树下。后人口日增......”

湘的次子柰,字自珍,号松栋曾任蜀大昌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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